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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的人心，有时候也很冷很冷
加拿大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，而加拿大人的心，有时候，并不比马路上被汽车来回碾压的积雪温暖多少。
本地La Presse媒体报道去年1月16日一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在蒙特利尔绿线地铁，被酒精深度麻醉之后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过去搀扶一下。在Langelier地铁站，摇摇晃晃地走出车厢，不能分辨方向的拉迪尔-赫布瑞西（Radil Hebrich）碰到了站台墙壁上，然后回头反方向蹒跚行进，结果头部撞在高速度行进的地铁车厢上面，摔倒在黄色警戒线上。这位可怜的男人，在冷冰冰的地面上卧了近一刻钟的时间，地铁一趟又一趟地来往穿梭，乘客一波又一波地上车下车，就是没有人上前救助，哪怕将他拉到黄色警戒线以外......
15分钟之后，在得到一位不知名的目击者报警之后，急救人员才得以赶到现场，对拉迪尔实施心肺复苏措施。伤者的心跳恢复了跳动，但是时间不长，终究没有逃脱鬼门关。
对于一个正常的乘客或者地铁工作人员来说，这15分钟很短暂；而对于拉迪尔拉说，这15分钟却很漫长很漫长。参与这起事件调查的法医说：“太冷漠了”。
对于我来说，这种冷漠，在八年以前，就已经领教过一回了。如果没有拉迪尔这件事，也许永远尘封在记忆中，再也无从提起。
2006年2月中旬，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更不用说什么雄心壮志，在移民签证失效前的最后一天，从温哥华进入加拿大，然后又换乘新的航班，前往蒙特利尔。
那个时候的我，与应晨女士上世纪70年代的心态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，飞机在蒙特利尔上空，虽然下面的城市的确很漂亮，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什么震撼，说好了，那是一颗平常之心；说不好，那也是一颗冷漠之心。
在飞机下降的时候，我突然鼻子开始流血。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流过，塞上两个塞子，过去就行了。问题是，那次流血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好不容易盼到落地，然后找了一个卫生间处理了一下，总算止住了。
也因为这么一个插曲，本来约好来接我的人没见到我，也开车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不过还好，打电话之后半个小时，人家又来接了。
而我的鼻子却一直“不争气”，断断续续，一直在流血。往外流时，出路被堵死了，于是顺着喉咙往肚子里流，那里是没有办法堵住的。
在蒙特利尔蓝线地铁Jean-Talon站，也许是因为失血太多，也许是因为吃进去的血太多，也许有些中毒，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反正觉得很难受，眼皮很沉重，于是趴在长椅上。到后来，意识也开始有些模糊起来，我在怀疑，自己是不是在慢慢的死去……
说实话，即便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不希望有人来帮忙，更不希望兴师动众，召来急救人员，我只是冷漠地想，躺一躺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
但是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也许是留在地上的血惊吓到了谁，急救人员还是来到现场，而我自己也已经完全清醒。不过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大的阵势，我又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死掉。
当然，我还是自己上了人家的急救车，进了一家医院。在询问一大堆问题，登记一大串信息的同时，在一处堆满杂物的走廊里，一位中年蓝大褂给我量了体温、测了心跳、皱了皱眉头，冷漠地说了句我听得懂的法语单词：“Parfait”。然后又用英语告诉我：“No problem, and you can go home”。
回到住处的第二天，一张写着五百多加元的账单已经邮寄了过来，里面有急救和医院急诊检查两项费用。因为此前在中国和蒙特利尔都购买过保险，于是打电话回天朝，人家说，你这属于疾病，不是意外事故，不能赔偿；再去找蒙特利尔那位“热心大姐”——曾经卖给我此类保险产品的经纪人，曾经笑容灿烂的表情，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漠不关心：“如果是除出了车祸，或者摔倒在地上，也许还可以商量；但你这是生病，所以，不可能得到赔偿的。”
在加拿大这个据说很人性化的社会，我的这一点点遭遇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后来从报纸上看到，有老人就在诊所排队的时候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候诊长椅上，死了一个多小时，其他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好像没有一点儿感觉，如此的冷漠，说不上令人发指，倒也足以让人到吸一口凉气。
当然，用键盘敲出这些勉强可以被叫做博客的文字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指责谁，更不是为了拿这些事情与天朝的“活雷锋”现象做一番比较，然后再得出来这里“上当受骗”的结论。这些文字，只是一种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警告：冷漠，在很多时候，是会死人的！如果不希望自己背负太多的良心债，还是少一些冷漠，多一些热心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