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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妇人为反核武驻守白宫门前35年 上月去世


在美国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的人行道上,有个矮小的白色帐篷。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康塞普赛昂·皮奇奥托的老妇人,号称白宫门前驻守时间最长的“钉子户”,是离美国总统最近的“邻居”,她在那里抗议了将近35年。

  35年里,她见证了街对面5位总统的就职和卸任,忍受了华盛顿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飓风、酷热和暴风雪。她还迎接了无数来白宫参观的游客们好奇的目光。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上,撑起一把大遮阳伞的伞骨,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塑料布,用黑色装订夹固定,里面杂乱地堆放着一摞摞不同语言的宣传单。帐篷两旁分别矗立着一块黄色木板,上面写着醒目的黑色大字:“销毁一切核武器,否则就是世界末日”:“靠核弹为生,必因核弹而死”。

  这就是她抗议的内容和全部家当。

  人们习惯叫她“康妮”。 她非常瘦小,身高不到1米5,含胸,腰扭曲地向前挺着。康妮古铜色的脸上,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深痕。她不说话时,嘴唇紧紧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,一张口,就露出门牙全部掉光、空洞洞的嘴。

  她在一个自行车头盔里粘上黑色假发,套在头上,再裹上条彩色头巾。她曾解释说自己的头盔是为了应对“化学战争”,有时又说是为了防止政府电击她。

  她离白宫这么近,却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。游客们往往在离她几米开外的地方驻足,有的会掏出相机拍照。这时她就会用尖细的嗓音,带着浓重口音一遍又一遍地喊道:“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,除非人们采取行动”,“觉醒或者死亡,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”,“如果我们不制止,世界将被核武器毁灭”。

  有人摇摇头,说“她疯了”。

  在1981年开始坐在这个公园的人行道上之前,康妮还不是这副模样。

  在她的描述中,人们大致了解到,康妮出生于西班牙,1960年来到美国。她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裔丈夫,婚后却苦于一直没有孩子。他们在阿根廷领养了一个女儿,但康妮却因领养手续问题,在阿根廷独自滞留了3个月。

  辗转回国后,康妮称自己的丈夫将她关进精神病院,并将女儿从她身边抢走。她不停地找律师、朋友、法官、政府,想夺回自己对女儿的抚养权,但没人能帮她。

  绝望的她来到白宫前讨要说法,依旧无果。就在这时,康妮发现在白宫门口抗议的托马斯,这个自称哲学家的流浪汉,宣称政府说谎,并提倡为了世界和平,销毁一切核武器。

  康妮在他身边坐下,过了几个小时,他们就因非法在拉法耶特广场露营,遭到警察的逮捕。从监狱里出来后,托马斯对她说:“既然我们都在寻求公平与正义,我们应当组成一个团队。”康妮同意了。

  “既然我没有办法帮自己的孩子,我只能帮世界上其他的孩子。”康妮说,“我得让他们远离灾难。”

  从此,康妮与托马斯,以及随后几年加入的托马斯的妻子艾伦,一起成了白宫门前的“和平守夜人”。

  巡逻的警察不喜欢他们,游客嘲笑他们,但并非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们。哥伦比亚特区唯一的国会代表诺顿女士,就被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打动了。

  受“和平守夜人”的启发,1993年,诺顿议员草拟了核裁军和将核支出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的议案,并在哥伦比亚特区通过。议案被提交到了国会,这是康妮和她同伴们的声音,第一次获准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。

  尽管,诺顿的核裁军议案从来没有在国会上获得通过。

  但诺顿并不悲观,她认为在这30多年里,康妮的呼吁已经在逐渐实现,包括美国逐步削减核武器的计划,以及奥巴马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。

  “每个抗议的人都知道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但如果你不坚持,改变就永远也不会发生。”诺顿说,“也许你不能促成一场行动,但你可以让这个话题持续存在在公众视野中。”

  所以康妮坚持出现在白宫对面的人行道上——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地方。

  2009年,托马斯因肺部感染去世,他的妻子艾伦随后也离开了守夜人阵地。2012年,康妮在骑自行车时被出租车撞倒,身体越发不如从前了。

  她越来越依赖年轻志愿者们的帮助,但每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,她仍亲自驻守在白色帐篷前。

  在这些年轻志愿者的心目中,康妮用自己的方式成为传奇。

  这个在白宫对面驻守了30多年的女人,与她的白色帐篷一起,成为了白宫景观的一部分。导游会把她当做一个景点介绍,教授会在讲社会运动时以她为案例,老师带着小学生来白宫参观时,会告诉他们“抗议者有权利待在这里,即使他们的存在会破坏周围环境的庄严典雅”。

  但是,康妮对面的建筑里,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职权的人跨过街来,低头问问她在要求什么。

  康妮目睹了5位美国总统的上任与离开——里根、布什、克林顿、小布什、奥巴马。

  奥巴马连任后,康妮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。

  但她说:“这些年来,没有一个总统走过来。我在等待一个答复。”

  她等不到了。今年1月25日,她在附近一家收容所去世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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